上万碉堡逼红军长征但并非德国顾问的建议而是两个杂牌将领

1934年初,经过连续4次惨败后,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向赣南、闽西一带的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。为了确保胜利,蒋介石不顾在东北、华北咄咄逼人的日寇,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上百万精锐部队,并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教育团,分批对参战军官进行培训;同时,蒋氏还总结以往的教训,针对红军不善攻坚的特点,围绕着苏区边缘大量修筑碉堡,其中仅在江西境内的就多达2900座,加上湖南、广东、广西等省,总数达到14294座。

由于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结使用这些碉堡的作战经验,提出了“堡垒主义”一词,因此很多人将碉堡政策的提出归结到德国军事顾问团身上,并将顾问团团长、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冯·塞克特的名字与堡垒主义长期连在了一起。但实际上,塞克特到中国的时候,第五次围剿都已开始7个月,苏区周围早已建起上万座碉堡。

另外,碉堡、堡垒作为无法抵御强大炮火的防守工具,在火力强大的欧洲军队早已舍弃不用,即便在一战时期也普遍用“堑壕战”取代了“堡垒战”。那么这些初来乍到,擅长使用重炮的德国军官们怎么会想起过时的碉堡呢?毕竟他们并不知道红军的底细,不知道他们缺乏重武器,更缺乏足够的炮弹,来摧毁仓促修筑起来的最粗糙的碉堡。实际上,提出碉堡政策的并不是德国人,而是军本身,而且是长期与红军对战的杂牌将领们。

在第一次对中央苏区“围剿”前,江西、湖南两省军阀曾对交界处的井冈山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“会剿”,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。1929年冬,主持“会剿”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在南昌召开会议,商讨消灭红军的办法。会上,出身滇军的第12师师长金汉鼎提出,清朝末年云南的起义军曾利用碉堡抵抗清军,后来清军也有样学样,最后剿灭了起义军。因此,建议下步进剿也采用修筑碉堡、层层推进的办法,一方面巩固原有阵地,一方面逐步压缩红军根据地,占据主动。

不过,由于对红军的普遍轻视,无论鲁涤平还是后来的蒋介石,都不愿意采用费时费力的碉堡政策。1930年10月第一次大规模“围剿”失败后,军部分将领清醒了过来,其中就有第18师52旅旅长戴岳,他所在的第18师在龙冈战斗中全军覆灭,师长张辉瓒也被砍了脑袋,戴岳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,回来后痛定思痛,用两天时间整理出一份《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》,特别强调了修筑碉堡的重要。

不久,这份材料被呈送给军政部长何应钦,他同时也是对中央苏区第二次“围剿”的总指挥,他看过材料后十分赏识,亲自写了序言,并印发各部队,要求“党政军各界同志,人手一册,细心研究,应时运用”。从此,各式各样的碉堡、堡垒、桥头堡、护路堡等,开始在各路大军的战线月,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会议,讨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战略战术时,许多部队已经有了使用碉堡的丰富经验,并在会上提出推行“堡垒政策”的建议,被蒋介石确定为重要作战原则,南昌行营第一厅还专设第六课,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,凭借碉堡封锁防守开始成为围剿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式,并最终夺占了中央苏区,逼迫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。